高等教育，作为一项爱智慧的集中体现和全面外化，延续了古希腊以来的灵魂和脉动，Academic开始，到吕克昂学院，再到芝诺的通道学院，就算伊壁鸠鲁在闲散的时光中，也要进行一阵高深的哲学探讨。爱智慧作为哲学的原典，塑造了西方精神家园和思想神殿，虽然真正以大学命名的物件要到中世纪神学年代才开始，也作为神学的婢女而苟延，但是其本真和内涵是一以贯之，筚路蓝缕的以启山林到今天。我们所说的大学精神和品格，也就是在那个年代西方最为艰苦的时光中，黑暗、专制、神学笼罩和异端制裁里，奇迹般迸发出来的意志品质的砥砺。

可能中西方在一些基本的文化要素和民族性格，乃至心理基因上应该是同源的。在中国最为繁杂、崩坏的年代，礼崩乐坏不说，就是安生立命也朝不保夕的时刻，孔孟先圣、稷下学派、诸子百家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对一些本原性的探讨。教育成了培养人们品行、品性、气质和能力的重要的一种价值追求，君子之教就是教育的最大目标，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然而时代毕竟在发展，也再也不需要在前人的那种环境和系络中生活与学习，现代的教育也焕发了新的生机，更为重要的是在时代变迁过程中，同样也要面对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这也是我们现在高等教育同样要处理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如果高等教育我们承认他有其自身的体系，那么他必然有颠之不破的规律在其中，更是有不可违背的定理在运行与支撑。因此，借鉴和分析外国走过的那么多年高等教育的路，可能对我们也一定的前车之鉴的意义，虽然鲁迅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不过这句话不是说创新如何伟大，而是在重复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意义就更大，一条崭新的路就这样出现了，而且可能就是一条通向罗马的路。

随着科技革命的风起云涌，一浪盖过一浪的改革，让我们这个社会进入了城市化、工业化，科技的迅猛发展，知识更替的飞跃更新，必然带来自由主义思维的高涨，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经济、人力资本的投入必然会对高等教育寄予更多、更高的期望。为了应对这个现代化进程的形势，在社会演进中，国外的高等教育在不断调适自身的过程中，不管作为主体还是客体，都在逐渐的内卷，在稀释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功能的社会卷入中，呈现了一定的规律和趋势。

二战之后，罗斯福的四种自由思想不断的成为行政管理的座右铭，凯恩斯因此成为了此后各国政府的精神导师，在借鉴和采用社会主义思想渗透到资本主义国家管理模式之后，一种福利的逻辑和国家干预的方式，成为西方各国的主导思维。因此，新的一轮国有化和政府调控社会各方面的进攻号角开始吹响。马歇尔计划等欧洲复兴计划当中，美国通过4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欧洲大学的复兴和学科建设。国家干预甚至主导，成为那个年代的特色和品牌。

很明显，这样的政府主导和干预会存在很多弊端，以外行来指导内行，最终会闹很多笑话，虽然人家政府的魁阁都是大学教授出生。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雪城大学召开了一次中青年的公共行政学者论坛，号召进行新公共管理的改革，这场改革目标就是对整个社会管理体制进行重新的洗牌和梳理，在标明责任和权利的基础上，将管理的各种方式嫁接到社会和公共行政当中去。此中，最为重要的改革对象之一，就是高等教育。原来国立、州立等公立大学开始脱胎换骨的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改革就是对大学的性质、定位、功能和职能进行了清理和赋权。政府在高等教育中的角色由原来的划桨者变成了掌舵者，通过各种经济方式和政策方式进行引导，而高等教育本身，特别是高校获得了自主权，开始了高校自治，政府评估、高校主导。高校除教育教学科研之外，其他的运行模式逐渐引入了企业运转的方式，大力借鉴了私立大学的办学方式，通过引入《公司法》对独立法人的各种界定和制度设计，来完善自己的运行。

改革进行了十年，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主导的高等教育改革又适逢了西方政府公共管理的巨浪，撒切尔夫人、里根等行政改革的波及，完全的放任和自主，让高等教育出现了一种不良的倾向，公益性、社会性在逐渐退色，功利性和赢利性在不断的增长。因此，必然的反思就是重新思考高校的定位和角色。迎合此中逻辑的新公共行政又恢复到了一个钟摆的方向，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开始了新一轮的在民主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开展的高等教育改革。比如美国，所有的学生都可以申请高等教育补助金，特别是困难学生就更加容易申领这个基金。这种理念和架构的核心在于重新定位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高校特征的把握，利用政府的裁判者的力量来处置。这个进程的最为关键的要素就是重新提出了高等教育中要突出民主特征和公共性特征，不管是私立还是公立，都是为社会服务，均是以学生为主体。一反新公共管理中的顾客导向型的管理理念，整个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公益的领域。

随着社会演进的推进，到了克林顿和布莱尔时代，西方开始了一场引入民主社会主义浪潮的政府革命，重塑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用最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让最大数人满意。政府的角色由原来的管制变成了后现代社会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必然，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多中心的一个维度包含了高等教育，此时高校的改革就不仅仅是定位和功能的问题，这次调整也不是改变政府和高校的关系问题，而是要重新调整高校内部的治理结构而适应新时代的特征和需要，美国、英国开始了在统一的管制 部门的监控下的社会评估体系的建立。美国的教育部作为审核和引导高等教育办学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宏观调控部门，建立了社会中立评估和审查体系。联邦政府通过改变了原有的教育拨款的方式为发放教育券的形式，推广高等教育，学生通过使用教育券，可以自主选择入读公立还是私立的大学。因此，政府利用这个经济手段来一定程度上推动高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运行，则必然要带有投入产出的经济杠杆来进行治理。在这次改革中，美国的高校普遍借鉴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模式，通过透明性、回应性、责任性、规范性和三E的指标体系，建立和完善了各种独立社会法人的治理结构。即使公立性质的高校，也在不断完善和健全出资人制度的同时，保障学校运转的公司治理模式。公立出资人责任的履行，是依靠政府和议会的力量组成治理委员会，通过治理委员会委托成立董事会或理事会，再由其进行公司制改革。戈尔报告中的最为重要的重塑实验室改革就是通过教育部的试点，进行推进和试验的。每年美国财政划拨的联邦预算从05年开始投资高等教育一直在360亿美元以上，都是通过这种绩效评估的方式，52％进入公立院校，其余的进入了私立院校。这个经费占美国高校一年总投入的13％弱。借用社会力量和认同，来间接拨付给学校。学校的整体运行模式也是在民主的基础之上，遵循法治的原则，行政部门注重效率，教学中突出学术，决策上秉持程序的一个公司制的明确的产权逻辑。英国的高等教育由枢密院直接管理，可能很多人对枢密院这个机构很不是了解，1066年诺曼公爵征服者威廉占领英伦之后，由于语言和管理方式、文化背景的障碍，威廉没有直接履行统治者的角色，委托了一个最高的机构进行对英伦的治理，这个机构就是枢密院。在当时枢密院管理事务过于庞杂，里面设立了很多专门委员会，在那个年代，战争和对外事务可能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因此，外交委员会就成为枢密院中最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逐渐演变，这个委员会变成了内阁。我们熟悉的英国议会－内阁制度就这么形成了，但是不意味着枢密院就自然终结了，一直以来英国最高的治理机构其实在国王－议会－内阁的框架之上，其实还有一个最高机构枢密院，但是不是怎么履行职能而已。在今天改革进程中，英国以枢密院这样一个勋略结构来统摄高等教育，其内在的方式就是在团结、合作、法治、透明的基础上，引入一个中立的政府部门来推进英国的高等教育内部治理结构。英国的改革的路径，也基本和美国没有什么重大的差别。

21世纪肇始之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演进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卷入程度也有所变动。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已经被公共事务所取代，公共组织的内部原则，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在治理和善治的基础上，不仅要落实无缝隙治理和多中心治理，更要注重大学三个主体的参与，这个我在《和谐大学的构建：一种公共服务的路径》中已经介绍过。高校的治理主体、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循环过程中，建立一个渠道和制度途径，进行高校的治理逻辑、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本位结构的变化。高等教育中任何高校的事务，都在公共事务的认识高度来处理，充分发挥三个主体的智力水平和协调机制。完全进入了一种法团主义的公共事务，建立公司制的治理结构，弱化股东观念，分享治理主权，共同享有治理产权。

对应这种高校的治理结构，高校内部的机构就必然根据职能来进行分工和履行。治理委员会、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校长的行政系统，校务委员会的咨询系统，学术委员会的学术机构，非常设委员会的多中心治理，数量很少的教学管理和服务机构，共同组成了学校的整个治理框架。

在整个框架中，责任、透明、回应等成为最为显著的原则和特征，也是改革以来最大的变化和成果。从整个国外近百年来的社会演进中，高等教育的卷入程度不断加深，也带来了高校治理的规律和教学的规律的清晰化。